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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阿合马的人，指斥刘秉忠策略失当，不应守战，而应野战。
现在元朝的政局态势很明显，皇帝忽必烈独掌军权，中书左宰相伯颜执掌相权，阿合马理财，汉人太保刘秉忠并无实权，御前听用的谋士而已。
问题是他近着御前，忽必烈很多事情都问他，听了他的话，阿合马对此严重不满。
阿合马颇具才干，他实行盐、铁官营和专卖，这对解决元初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。他还严格检查各地衙门的钱粮收支情况，查其欺隐，追征了大量积欠，收归国库。汉臣王文统死后，阿合马继续推行王文统首倡的纸币制度，促进了商业发展和理财活动，增加了朝廷收入。
在阿合马看来，刘秉忠推行的“稳守反击”之策完全错误，元军以汉军守城，消耗掉明军进攻态势，再由蒙军转入进攻这种策略大有问题。
战争打的是钱粮，从大都及各地运送粮秣物资到黄河北岸前线，耗费巨大，这种完全是汉饶打法不合适本朝。
如果战事有利，阿合马也就算了，问题是钱粮用去，战场上拉胯，忽必烈还在不断地向后方要钱要粮，需索无度，阿合马无法忍受。
他管钱粮，供应不上，影响到军事，忽必烈会杀他的头！
同时，战争期间优先军事，阿合马想贪钱不容易，贪得多影响前线，忽必烈一样不会容忍。
阿合马自然不敢反忽必烈，就指使卢世荣出来与刘秉忠打对台，弹劾刘秉忠策略失当。
刘秉忠这人独得圣心，忽必烈几乎对他言听计从，众人妒忌，但刘秉忠聪明，理论滔滔，逻辑严密，想把他搞下台不容易。
因此来“文人相轻”，以文章来对文章，试图服忽必烈。
在卢世荣的奏折中，他考古论今，认为参考匈奴留给后世北方游牧民族的最深教训是：和汉人军队作战，切忌不能在草原上筑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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